2015年12月1日，北京。朝阳门地铁口，下班回家的人群中，不乏佩戴口罩的市民身影。当日，北京市再次发布大雾橙色预警，截止当日，今年 严重空气污染过程已持续了5天。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2015年11月30日，北京。朝外大街，雾霾中一女士正在横穿马路。当日，北京市将空气重污染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PM2.5被“推入”官方监测标准
尽管环保部门发布的空气优良天数剧增，但公众感受到的雾霾天数却也在持续增加，以至于很多人质疑官方数据的真实性，称北京是”被蓝天“。
根据中国臭氧监测试点工作统计，2009年全年，试点城市中发生灰霾的天数占监测天数的14%至57.8%。
投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追求“蓝天白云”，却依然没有改变百姓眼中“灰蒙蒙”的天空，问题何在？
一个原因是，大气污染整治的速度跟不上污染排放的增长速度。
1998 年至2012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翻了三倍，超过300万辆，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一环套一环的道路仍在向外延展。根据《2012年北京市环境状况 公报》，2012年全市污染物排放量大致相当于在2011年全市污染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小到中型城市的排放量。
而官方数据与公众切身感受存在偏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雾霾主要成因的PM2.5一直未被纳入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之中。
据南方周末2011年报道，彼时在不包括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下，全国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PM2.5采用 卫生组织第一时期过渡标准，将其纳入修订中的新国标的话，城市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20%。
就在一年前的2010年，环保部拟第二次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呼声很高的PM2.5指标并未能被纳入强制性监测体系，而是作为制定和实施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参考污染物。
所幸，各方呼声 终将PM2.5“推进”到官方的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中。
2011年底，历经3年20余次修改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收紧了PM10、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提高了监测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
自2012年开始，北京不再使用“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指标，改用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率指标，其中就包括了PM2.5。
北京从2013年开始全面监测PM2.5浓度值，结果显示2013-2015年该数值实现了三连降。
虽然PM2.5数值在持续下降，然而从公众的感受来说，雾霾依然在凶猛且频繁地袭击北京。
今年11月底袭击北京的雾霾非常严重，多处空气质量指数爆表，一个监测点的数值甚至逼近破千。这场雾霾才过去四天，接着就来了第二轮雾霾。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在污染物基数没有得到有效削减前，冬季即便蓝天再现，空气污染仍如悬顶之剑，在不利气象条件催化下，随时可能再次落下。
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已改版3次
削减污染物基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则要靠在雾霾来临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减缓污染物累积进程，削减污染物的浓度峰值。然后，等风来将雾霾吹散。
2013年9月，国务院下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首次提出了环境污染应急管理的任务。一个月后，北京市就制定下发了第一个城市环境污染应急预案并启动实施。
2013年底，一场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的雾霾来袭，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 。环保部随之紧急下发《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敦促各地政府编制应急预案。
各地在一年后交上答卷：20个省（区、市）、近2/3的地级市编制了应急预案，共发布200余次重污染天气预警并采取响应措施。
但北京市制定的应急预案在实践中却陷入了一场争议。
在今年11月底一场异常严重的雾霾过程中，北京在将近五天的空气重污染中一直维持橙色预警。而按照应急预案规定，重污染持续72小时以上，应该发布红色预警。
北京环保局给出的解释称，重污染曾在第三天出现过短暂缓解，因而不符合启动红色预警的条件。
民众的感官并不是精确的机器，北京环保局的解释演变成一场“橙红”之争。
北京在四天后的程度较轻的第二轮雾霾袭击中采取了“补偿”措施，提前31小时启动了橙色预警，随后又升级为红色预警，实行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等措施。
这些应急措施取得了成效。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程水源称，“从数据看，北京市采取预警措施后，污染物平均减排比例是30%左右，若没有采取这些措施，PM2.5的浓度将会比现在升高10%左右。”
虽然舆论对北京预警“橙红门”的质疑得以平息，但关于北京预警体系的科学性问题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
北 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目前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确实存在问题，比如预测明天可能空气质量相对好转，但是 今天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是否能够启动更高级别的预警？他认为，预案确实缺少这方面的考量和划分。今后肯定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虑，及时进行调整。
张大伟还称，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已改版3次，经过这次空气重污染过程，有可能未来会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将污染程度、持续时间等一并考虑进来，作为预警启动的前提条件。
与周边五城试点联动预警
雾霾在城市上空飘来飘去，不受地界束缚，因此对其治理也不能一城或一省各自为战。
2012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洪峰曾表示，北京空气中“有24 .5%不是北京产生的污染，主要是天津和河北来的，天津现在烧煤近7000万吨，河北烧煤2亿吨。”
彼时洪峰就指出，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机构，确定地区治理的产业结构，制定特殊的产业标准来解决这个问题。
次年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以下简称“京津冀协作小组”）正式成立，涵盖了北京等六省（市）和环保部等七部委，确定了重污染应急、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长 期从事能源环境治理研究的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伟称，区域性联防联控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系统性工程，不但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还需其他诸多经济 社会发展条件。如河北无论污染物排放总量还是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远高于北京、天津，但囿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财力，河北本省能力难以实现与京津同步治理， 这将延缓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进程。
针对这种情况，“京津冀协作小组”在2015年5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工作会议上研究了“2+4”核心区的结对合作机制，具体而言，北京与廊坊、保定，天津与唐山、沧州分别对接，重点在资金、技术方面支持河北四市，落实重点工程项目。
除了区域联合治理污染源，如何在雾霾应急响应方面实现区域联动的长效机制，也是“京津冀协作小组”一直在在考虑的问题。
今年11月16日召开的“京津冀协作小组”第五次会议发布了《京津冀核心区域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及应急联动工作方案（试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提出，当预测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沧州6市中至少有4个城市，空气质量未来连续4天及以上、持续达到5级（含）以上重污染水平时，6市将共同提前启动实施各自的 高一级应急减排措施，以遏制区域空气中污染物的累积速度。
如上述试点方案能够成功，未来还将逐步扩大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全境。
一直以来，重大盛会都是中国推进污染治理的重要契机，也是摸索快速整治污染经验的试验场，“奥运蓝”、“APEC蓝”、“阅兵蓝”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就曾说，“现在出现了‘阅兵蓝’、‘APEC蓝’，为什么？因为找到了根源，治理的措施是非常对头的，只要下决心，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
2015年1月，作为北京冬奥申委主席的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表示，申办冬奥的意义重大，对雾霾治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申办冬奥将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雾霾治理和京津冀一体化。”
7月31日，中国申办冬奥成功，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
这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好消息，也是北京治理雾霾的一个好消息
